陈隆恪 1888-1956，字彦和，又作彦和，江西义宁人。陈三立次子，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与陈寅恪一起考取官费留日，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先后任南浔铁路局局长、汉口电讯局主任、九江税务局主任、江西财政厅科长、秘书、南昌邮政储蓄会业局副理，解放后历任上海邮汇总局秘书、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有《同然阁诗集》。

林英男，字岸谷，号平沙。祖籍福建丹诏。一九五二年生于闽南，长于粤东。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近日，林英男同学赐阅其大作《平沙集》，再三嘱我作序。我虽事冗，却之则不恭。而且，校友毕业多年后，仍兀兀穷年，孜孜不倦地潜心于诗词写作，这精神也确值得学习。便抽出时间，细读英男的诗作。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在中大中文系给七七级的同学讲授魏晋隋唐文学史，倒未曾给英男所在的七八级上过课。不过，说来也是缘份，七八级同学在毕业后，常常邀我相聚。他们一直关怀母校，帮助母校。特别是他们同窗之间，情深谊厚，常常使我感动。我虽然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和他们直接交流，可是，三十年过去，在这年级九十多位校友中，许多人的音容笑貌，也依然历历在眼。师友之间，融洽无间。我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六十年，而和没有上过课班级的学生，彼此一往情深，延续了三十年，也确少有。此中缘故，我实在也无法说清，祗能说是人生中难以遇到的缘份！

英男第一次让我看他的诗，是在他毕业后约十年的一次聚会上。记得那时他穿著笔挺的蓝色西装，神清气爽。席间，他从口袋里拿出几首小诗，说是让我看看，同时也问了些有关写作格律诗词的知识，我随便看看，也稍作评点。老实说，那时英男写诗，还未进入门槛，我在匆忙之间，也不知说些什么为好。

大概到新世纪之初，英男入住中大教师宿舍，离我家较近。有一回，他把一大叠诗稿，交给我看。翻阅后，觉得还好，而且知道了他对写诗有强烈的兴趣，也颇替他高兴。不过，那时彼此都忙著别的事情，我也来不及和他彼此切磋。

又过了好几年，我们虽同住一校，但见面不多。偶尔知道七八级的校友，有好几位热心写诗。手机电脑，成了他们传诗递简的飞鸿。我又听到七八级的校友们说，在这年级的诗客中，英男最为用功，他常在网页上发表诗作，得到好评。这回，他发给我《平沙集》，我仔细拜读，才知道他确实是学业大进。所写诗 作，与前两回交给我看的，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工夫不负有心人』，凡作事，祗要『一灵咬住不放』，是总能作出成绩的。英男的诗，风格属沈郁遒劲一路。试看他《自题平沙集》的第一首，便很容易发现在典雅的辞藻中，压抑著一股嵚嵜磊落之气。他那些纪念亡父、亡兄、亡友的诗，写得情感真切，哀伤中又流露出自己对生活不平的牢骚。我很奇怪，为什么他的风调，会显得如此深沈？一问英男，才知道他在大学毕后，经历崎岖。境内境外广阔的生活面，既让他对现实、对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让他对人生、对历史，有更深切的感悟。所以，在《平沙集》里，没有轻率的应酬之作，他落笔总是沈重的，认真的，严谨的。我看得出他在有些诗里，用辞遣句，反覆斟酌，甚至有时还会过于考究。但一题在手，总不会率意为之，草草了事。所以，这本诗集，虽名曰『平沙』，实质似苍岩。忧时论世，有棱有角；伤逝怀人，深沈老健。这和时下一些诗作，在无病呻吟中给人流滑之感，大不一样。『诗穷而后工』，英男经历过有顺有逆的人生道路，写出的诗，也分明留著或深或浅的脚印。沈郁中时有奇兀的风格，也照见出他的牢骚抱负和个性。

英男告诉我，近十年，他潜心读书，恶补经典。到而今，他也过了知命之年了吧，但竟仍焚膏继晷，勤奋向学，乐此不疲，实在令人感佩。我们从《平沙集》中，也可以见到他喜欢用典的习惯，这说明他读书之多，用力之勤。否则，他不可能处处拈来，让诗作添上了书卷之气。当然，好用典，也是一把双面刃。这一点，相信英男在创作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

我读书，往往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至于写诗，近几年， 不晓得为什么全无兴致。比起英男的用功，自觉汗颜。也许年龄渐大，壮志消磨。在网络各种消息的引诱下，对著荧幕，反耗费了不少读书的时间。所以，英男嘱我写个小序，颇觉为难，不过，想到这一回，在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之际，英男捧出这本《平沙集》，让师友们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实在很有意思。再三踌躇，遂承嘱命笔，也作为我对特具凝聚力的中文系七八级校友，再三致意。

林英男送来他的诗集《平沙集》让我写序，我欣然应允了。

三十一年前那段无法超越的印记不可能抹去。神马并非都是浮云。

没有一滴雨会说自已造成了洪灾。但每个洪灾内边却都是一滴滴雨汇集而成的。

我在这个时间段也面临转型，走在从心灵封闭到心灵牧放的历史隧道里。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半叶，有相当文字为『受命行事，呜鞭示警』之作，『虽是受命之作，有著江湖庸医吞错自配假药的苦衷，也有大任于斯的年少春风得意和为左记云翳所遮的悲凉』。我在编审职称评审中的这段话，开始摒弃罪孽年代的窒息和崇拜，开始释放悄然萌动的惊异和好奇，开始沐浴潜滋暗长的开放和挣脱，因之与林英男们年青一辈也有了沟通可能。

一九八一年一月号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文学杂志，决定发表黄雨批评朦胧诗的文章《新诗向何处探索》。一九八○年十二月，作为理论编辑的我，约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的大学生，到文德路省作家协会，座谈朦胧诗。就新诗的革新与探索，开了一个会。记得有辛磊、林英男等应邀。辛磊即前些年写长篇小说岭南三部曲之《大清商埠》《大国商魂》的作者之一，第三部《大江红船》尚未写完，辛磊英年早逝，俊才痛失。近期，在和刘中国的闲聊中，被提及的同学中，林英男是频率很高的一位。这让我重新梳理过往的记忆、审理以往的作为。林英男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观点清晰、不同寻常，带有年青人的理论锐气和敏捷眼光。于是敲定他撰写一篇与黄雨商榷的文章，我问他在七天内，能否完成。林说：没问题。于是，我把黄雨文章的条样交给了林。于是，就有了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号《作品》上林英男的《吃惊之馀——就新诗的探索方向与黄雨同志商榷》长文。

林英男文章，影响极之深广。那时候的《作品》是个很牛的刊物，发行量达七十九万份。时至一九八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上，发表了该校著名教授黄药眠的万字长文《关于朦胧诗及其他》，为黄雨辩护并对林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和批评。

这多少有些吊诡，也令人错愕。一位著名教授，放下身段，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如此的青睐。一场对新诗的理解歧见，有人力顶有人吐槽，这很自然，却然引发一场南北呼应的激战。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如今衍生开来，说『裙子要短，出名要早』。俊才精英就一定能够艳遇『出名要早』的强大身影么？林英男一九八二年毕业，罹难接踵而至，羊城晚报要林分配到羊城晚报工作，不成；一九八四年，省文化厅打算把他列人才第三梯队，调入省文化厅加以培养，也不成。学校某些政工用档案罗织评语，把他打入另册。虽然后来学校为他修改评语，删去不实之词，但已经耽误了许多机会。那年代档案如同一个生死簿，要你下地狱就升不了天堂。那时候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在中国舆论界很牛，是开放改革舆论的引领者先行者，林英男错失良机，历经了一场命运之战。

这场论战中，黄雨提出了究竟哪一种称得上是『新一代的诗』？『新诗如何创新，追求什么，朝什么目标探索？』的问题。他从一些新人的片言只语，摘下的关键词是『土壤』、『人民』、『不能靠梦活著』、『时代』、『改造外在世界』等，他用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而他眼中的朦胧诗是，『脱离现实，思想苍白，语言离奇，玄之又玄，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是『梦想自由者的绝望的情绪』。

与黄雨传统的、守旧的思维视野殊异，林英男认为：『十年动乱创造出奇特的一代。』『四五證明：醒狮睡了，睡狮又醒了。象五四前夜，历史又一次脱节了。亚洲大陆断裂了，在中苏边界；五大洲飘移了，在太平洋相撞。在历史的脱节点，他们愤怒；在断裂层喷射的岩浆中，他们垮掉；在大陆飘移的震荡中，他们迷惘，但他们站著，站著愤怒，站著垮掉，站著迷惘——站著思考，千百万年轻的脑袋在日夜掘进，要为地球的脑海增加新的皮层和沟纹。』黄药眠的文章，对林英男『青年诗人经常用的手法，是朦胧的意象』；要有『零星的形象构图』；『富有运动感的急速跳跃』；诗应该有『交叉对立的色彩』；要有『标点改进和语法的主观化』；写诗要『哲理和直觉的单独表现或熔合』；做诗『要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和奇特的语言结构』七点提纲，逐条进行了分析和反驳。这属于艺术上的探付，倒也无妨。但黄药眠论及朦胧诗理论的思想根源时，却有点煞有介事，似是而非，呈现荒唐做派与傲慢。他列举了四条： 一、看不清客观事物原貌，以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 二、把社会里的人都看成是各人自我的活动，变成自我展示的个人主义者了； 三、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力量把纷纭复杂事物加以类化； 四、对祖国的语言修养很差，又不肯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这真是文化固化不易撼动的生动写照。

对于时代的看法，黄药眠一面惊异林英男的『博学』，一面提出了他的定谳评语：『我们讲的是诗，为什么突然要扯到自然界这样的巨变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它呢？』『作者幻想出天崩地裂的恐怖的形象，好象地球都快要破灭的大灾难来临了，然后把大灾难作为前提，提出要写现代诗的结论。』 此论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今生何世？还有点晚清朝廷缉拿乱党的劲头。其实，林英男在与黄雨商榷文章中鲜明发出『他脚下的地却从现实世界的大陆分离出去』，到底『是年龄的距离，还是时代的距离』的天问。

一九八○年，正是在『文革』『天崩地裂的恐怖形象』展现之后，正是『大饥荒』『大逃港』、『大灾难』，中国现代化这部汽车龙钟老态，步履蹒跚，一再踉跄，乃至不救之后；也正是邓小平听闻『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惊谔，万里看到幼儿在锅中取暖惨象的痛哭，彭德怀看到工人无裤可穿的怒斥之后，这就是中国环境的危如累卵、非开放不可的历史现场和时代形象。林英男的『时代距离』论所表述的一代年青人忧患、困惑，正是这场论战的命意点穴之笔。

文学史，不应该祗是作家作品的编年史，更应是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替代、转变的历史。文艺思潮，也绝非风格流变的演绎，更应是现代性理念的碰撞，交锋。这场朦胧诗论战的焦点，也正是在『现代性』两个轮子：市场化与人文化。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享的文明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具普遍世界意义的现代性了。现代性的共享性多样性并存，正是林英男们所孜孜以求的愿景。社会越封闭愚昧，其社会认同，越强制和盲从；社会越开明开放，其社会认同，越自愿和合理。历史的灾难太深重了，它也生成了一种进步，以往的一切都要用实践和理性去重新审理，包括朦胧诗和文艺思潮。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多元开放性和自我批判度，是否具有现代性思维模式，是否具有自创能力，是我们不可能避开的问题，别老拉上老外背书。

学生时代的创造性，往往被刻意追求一致斫丧自由的工具化社会化过程给扼杀了，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那无异是对学生才能、性格、命运的摧毁。六十岁一个甲子，正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磨难、思考和行为，追问和践行生命的终极意义，焕发思想与精神之花那流动而常青的生机，在知识沈淀和经验积累完成之后，奉献社会，润泽修身，知事悟道的第二个黄金周期。

林英男三十一年前一时苍茫，掩蔽著另一时的辉煌，另一种成功，彰显著另一种精彩：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出版了学术论著和教材多种，他毕十年之功研究古诗词，写就了这本《平沙集》和呼之欲出的《谢灵运评传》。

《平沙集》系作者八十年代论战之后，三十年间内心感受抒发，志向踌躇呈现，静思超然沈积的一个集成板块，上口耐嚼一色，文采思考齐飞，堪称独树一帜之作。『恶木难成君子翳，呜条岂是太平林？』（《越吟》）『十年转石空留响，两掌抟沙独笑吾。』（《自题》）那种突围后的快感，挫折后的坦然，那种凄美；『萧寥晚雨扰禅那，俯仰沈沈问壁呵。』『襟抱一轮沧海月，迷茫即佛是燃灯。』那种生活磨难后的平静，淬砺后的静思，那种禅悟；『六十年愁罹率野，八千里路戴孤星。』『一寸溺灰同此劫，百年海客异乡风。』『屡折民肱无九转，壶翁朝暮作狙公。』那种对灵根身世的缅怀，个人际遇的感慨，辗转异乡的吟咏。其诗作对仗工整，用典丰富、精当，读来琅琅上口。那种韵律美和古典美，都是我所喜欢的。它的诗味浓郁，历史厚重，格律严谨，都是可传之久远的。是为序。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广州

昔陈亢问异闻于伯鱼，伯鱼应之曰未，且述『不学诗，无以言』之训，是知至圣传鲤，亦首诗教。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岂圣人以诗者仁孝所蘖耶？平沙公幼时，父母恩违，依慈庇长，初未得诸庭趋。己未腊月，父弥留，奔挽未及，至则幠衾矣。扶柩归故宅，夜阒籁沈，神哀形毁，不脱绖带，以待天明。明旦曦窗下，惟遗像高悬，破纸满地，捡之则其尊人遗诗也。平沙公藏之三十馀年，灯下偷展，辄心大恸，情志渐萌，遂亦成诗人。呜乎！鬼神之事，子所不语，而下世之人，能传骚心，诗教之通于幽明者亦大矣！今集中家祭之什，哀暴风之不止，痛离魂之未返，荒天穷海，啼血怨春，仁孝之心，可质天地，诚中形外，故尤能动摇人心。

平沙公于学无所不窥，而诗学用力最劬。唐时高达夫年三十五始学诗，而终能自出一头地，平沙公学诗更晚于高，而勤力诗道，孜孜矻矻，积年所为，洋洋大观。其志廉，故高旷沈雄，如蹈五丁；其行洁，故质实峻伟，如遇奇士；其学博，故驱驰坟典，如运密珠；其思深，故幽怀深致，如犀照水。清人说诗，有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之判，平沙公非不欲为诗人之诗也，而才为学所掩，下笔独典重如籀篆。窃谓此体肇之颜之推，后之得之者惟顾亭林，至公而三矣，盖真儒者之诗也。余蒙平沙公不弃，许以忘年，更以道合志同，时相盘桓，然亦未敢云知公。概乎言之，其诗无论古近歌行，儒者之志，一以贯之。又尝攻西学，不硁硁乎乡曲门户之见，故诸作议论正大，文辞排奡。此又公诗独造之境也。

于戏！乙巳以来，科举既废，中经陈胡之乱，红羊之劫，吾国文化，竟成土苴。公之情志，托于歌诗者具在，然季世鄙文崇质，识者盖鲜矣！

盐渎徐晋如于横艾执徐年彊梧协洽月游兆汭汉日

余真啖名者也。余所啖之名，实之宾也。实者，儒学之以修身为本，进则修己以安人。仆虚掷六秩，忝届耳顺，学尚不足误人，德犹不堪修己，以此啖名，欺世耳。若乃如是之身后名，洵为赤道冰山，不如即时一杯浊酒。故嗜酒者，真啖名也。洎半百之齿，余知耻近乎勇，勇而始学诗也。尸居袖手，坦荡之馀而有诗。好古之故，余诗之体，糟粕也；嗜酒之身，余诗之味，醪药也。唯以志年遭惊恐，经络不通而麻木不仁，医者谓之痹症，长年啜之以醪药也。醪药五味杂陈，甘苦自知，辛酸为己。或曰理可修己，而不可强人，强人无异于以理杀人。故知药可疗己，未必治人；诗能娱己，未必悦人。夫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嗟夫！诗以悦人为诣，即近乎谀人矣！ 是为跋。

平沙壬辰夏于康乐园客卢

昔义宁陈寅恪先生读岑仲勉文竟，慨然语陈援庵先生曰：『此君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斯虽朋辈间一时兴到之言，究其实，要非逞臆之谈。江淮、黄河流域云云非敢论列，若南学后来居上者，固较然明矣。盖海通以还，岭表与外洋荡摩，影响所及，粤人穷则思变，每能凿空创辟，开华夏一代风气。经济如此，学术如此，即诗词何莫如此。夫穷则思变暨于诗词，抑末矣，而实有至精者在。

盖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经济其粗焉耳，唯文化允执其精，诗词尤精焉者。第此精焉者，至晚近以佞古过甚寖微。夫诗若词，根极风骚，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关乎国之兴衰，吾民族精神实寓焉。诗道而微，则民族精神奚寓？值此寖微之际，有人焉，以『诗界革命』为天下倡。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以新名词写新事物，于一味拟古徒存躯壳者外开径独行，自辟异境，足以式多士而起后学，是不啻化诗坛之腐朽为神奇矣。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梁卓如、黄公度二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一也。新文化运动起，陈、胡辈谥诗词为『骸骨迷恋』；鼎革以还，并此『骸骨迷恋』亦鲁莽灭裂之，国人几不知诗词为何物，举禹域率入于椎鲁不文之境，民族精神云乎哉！际此存亡绝续之交，复有人焉，于羊城创刊《当代诗词》为天下倡，海内向风承会，驯致社刊林立，诗词复兴终成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遏。是不啻于传统诗词运命肉白骨而起死生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李汝伦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二也。虽然，犹有憾焉。三十年来，诗词复兴为量也而非质也，弥望黄茅白苇，求一精思健笔、闯然入于古人之境者盖寡。当此大雅不作之时，又有人焉，以举办国诗大赛为天下倡。斯国诗大赛者，以复兴传统诗词雅韵正声为鹄的，藉唐宋以降科举矩矱为形式，延聘诗词名家足孚众望者为主考官。赛事公开透明，避俗若浼，一以遴选高材俊彦为指归。夫诗词大赛众矣，至考选严格、品位高雅如斯者，则绝无仅有。是不啻于诗词之道拨微行而反之于康衢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林英男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三也。迄今岁，国诗大赛已举办三届。凡入彀者率能茹古含今，与时下大赛所选相去何止霄壤。继是以往，国诗大赛蝉联续办，真积力久，岂独焜耀南纪，抑将影响华夏诗坛至深且巨。噫！振大汉之天声，张民族之精神者，非在斯欤？义宁岂虚言哉！

曩林先生尝以所著《平沙集》见惠，余受而读之，觉古近体诗挽硬盘空，奇肆奥衍，如商彝周鼎，令人气慑而不能下。近复惠《平沙续集》，则诸体渐化奥博为疏隽，时于下笔迟重绝伦处见飞扬踔厉之概。是真能抗古杰立，日新又日新者。因悟国诗大赛岸然负异于俗尚，非无由也。盖先生家学渊源，广汇懋蓄，卓然诗词名家。夫以诗词名家而举办国诗大赛，宜其能悉衷大雅，度越恒流，超然指向上一路。《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林先生有焉。兹以读《平沙续集》，忆义宁语，兼及国诗大赛，而发其覆如此。并世君子，倘以为然乎？是为序！

乙未八月于桐城

刘斯奋，1944年生，广东中山人。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省文联第五届主席，中国文联第六届全委。著有《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苏曼殊诗笺注》、《黄节诗选》、《周邦彦词选》、《姜夔张炎词选》，编著《唐宋诗词彩图辞典》、《岭南三家诗选》（与周锡䪖合作）等。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分别穫广东省第二、四、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一、二部穫中国作协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余髫龄习诗至今，所作大备于是，录之以存心迹，工拙所不计者。乙酉秋，余弟斯翰试为作评点。因复邀陈永正、梁守中、周锡䪖诸先生续评之，以增声价。数君与余订交于总角之年，灯下展读，得无鸿爪雪泥，白驹过隙之感乎！

斯奋并记于蝠堂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黄庭坚三十二世孙。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后学“二王”书。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何永沂，广东中山小榄镇人，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二日在广州市出生；毕业于中山医学院。长期在医院的病房、急诊室、门诊部一线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中医生能诗，代不乏其人。我华古医书皆古文辞，其中间杂韵语，如《外科正宗》每方下附一诗；《针灸大成》诸證治下皆用七言韵句，《汤头歌诀》更无须论，此固与诗隔山隔水，然其音节韵法与诗通。医者诵习，久则入壳，曰曲径通幽，曰习于此，得于彼。中国尚有医国医人、良医良相之说，医人心系国运，医国人蒙其惠。杜甫虽非医生，但家有药栏，中老年皆曾“卖药都市”，当通医理。苏东坡亦然，生痔能自药自医而瘉。晚年居常州，知病必不起，乃不为自己开方，此二公皆以医国为己志。至近代西学东来，学医者读洋医书，写拉丁文，故浸润诗道者不多。或谓鲁迅、郭沫若皆学西医者，且终成一代文坛大匠。余曰鲁郭原本有古诗文基础，学西医乃半路出家，旋又还俗，是学西医而非业西医者，所开药方只关灵魂，无关体肤。粤何永沂君学于名牌医科大学，青于“不宜提倡”之年，长于文化遭革之岁，诗词如系缧绁，而永沂向此‘囚徒’投怀送抱。既在诊室，又倚吟窗，鱼与熊掌双取而不一舍，昼则医人，夜思医国，皆吹毛求疵，有人善之，有天厌之。君有句云“于国于家犹废纸，编成哭笑掷江湖”,诗词之不为世重，难为世用，堪为一叹。然掷于江湖而废纸者，岂君诗乎?王阳明曰：“人之诗文，先取真意”，君诗有真哭真笑，真感慨，真性情，投之江湖，江湖有幸。其真为废纸者，乃无哭无笑，装哭伪笑，如俳优之随锣鼓而舞之蹈之，随弦索而歌之哼之。此类诗多昧于是非之辨，妍媸之分，邪正之识。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媚世媚俗，迎时迎节，平庸低劣，摭拾牙彗。此类诗掷之江湖，江湖污染。余曾为诗词队列之加长加宽而喜，亦为废纸之叠高叠厚而悲。俯仰无憾于天地，去来无愧于黎庶，应人逝而诗生，勿人在而诗死，诗固赖锤炼，是精钢是粗铁，难欺明眼。有者经久而不锈，有者生日便是死期。“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极似卖矛又卖盾者声口，即“不新鲜”矣，何又“万口传”乎?然细味其意在望“江山代有才人出”，写时代之真情真事，歌时代之正气正声，为时代而呼李杜，勿弄生死同时或朝生暮死之物。

“歌暴尊秦颂圣时，谁能风骨似梅枝?江湖珍重董狐笔，不写人间造孽诗。”此永沂愤造孽诗之多而发也。建国以来，运动如兵连祸结，造孽不断，颂美造孽之诗铺天盖地。“哀莫大于心死”，此等诗皆心死之作，全无半点人气活气，悲夫，其心为自家挖出晒乾乎，抑被人掏出剁碎乎? 永沂写出若干鞭笞各种造孽之诗，盖诗人以医者之明眸审视人间鬼蜮，望闻问切，直思刺肓之上，膏之下，逮二竖子以殛之。然其诗照眼之间，状似委婉，以心电图观之，则起伏跌宕，轰鸣钟鼓，振幅酣恣，别有顿挫，嚼有馀甘。

“劫有馀哀人半老，史无前例幻全消”，“馀哀”，劫之重也；“半老”，劫之久也；“幻全消”，一道虹影，一幅海市，主观唯心主义，好梦破灭。凡在劫中助纣为虐，企图捞取汤汁热、人肉腥之政客、左棍及盲信盲从盲动，助势成威之愚蠢，亦“幻全消”矣。

“村童雀跃乐洋洋，除夕家家豆腐香。小巷深宵闻细语：一餐吃了一周粮”。此永沂诗中朴白之作。北方俗云：“富人吃肥猪，穷人吃豆腐”，此时豆腐身价提高到除夕珍品、稀罕物，可见平日豆腐也无。然笔锋一转，向更深处钻进。“一餐吃了一周粮”，岂饕餮者一餐猛吞一周之量，实乃一周之量不过一餐而已。细细算来，一月只有四、五餐粮食，一年只有十八天粮食，则人人有饿殍前程。而更可悲者，在饿而不许言饿。言饿得于深宵，得用细语(不敢大声也)。一九五七年广东某著名民主人士为民请命，称“农民面临饿死边缘”，被指为诬蔑社会主义，反动透顶。揭发、批判、斗争、大右派。小巷中人当然记忆犹新，口中言饿，可能招致口祸。必须枵腹而唱饱，“鼓盆”(空盆)而颂圣：嚼圣德之巍巍兮，填肚皮之胀胀。“君子食勿求饱”，吾民皆君子也，舜也尧也。啼饥号寒之权褫无寸缕！天乎，天乎，人间何世！

然政治上遭祸忒深者，仍为肠胃中无脂肪，头颅中有货色之文化人。“廿年左氐春秋传，一代才人血泪场”(拙句)，永沂正当冠时，然不能少免。“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敲锣打鼓冻云开，不那寒宵圣旨来。任是山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红埃”，诗从唐人句“避徵徭”中化出，即除夕吃豆腐处也。

青少年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逆反中再逆反，彼中聪明者开始醒转，悟道。在实践中已打破玄机，扫荡玄虚。

“兢兢战战彩云中，紫带环腰道转穷。书要自焚龙要捧，文人无骨可怜虫”。诗咏某大翰林，位高云上，斑斓得很。为要表忠，自称要焚毁过去一切著作。此言之出，乃李斯变相焚书之议，终于引发一场史无前例之焚书烈火，使秦始皇自亏小巫。呜呼，无骨文人岂止一人哉。出卖朋友同志，取媚当道，以便“送我上青云”，此为一种，“战战兢兢，汗不敢出”，被迫大讲违心，此为又一种。虽有差别，后者可原，前者当诛，然为“可怜虫”则一。

文革已过去二十多年，然此类“虫儿”，既未死绝，也未冻僵。“举国曾欢烹巨蟹，低头又见小蟛蜞”，蟛蜞，蟹之小者，俟有机会便出穴横行，威胁农田、水利、堤岸安全。若问蟛蜞姓甚名谁?南京一老教授称作“牛二”，永沂则道：“柴门闻吠寻常事，识得文痞旧姓姚。” 永沂“不是佳人不是贼，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联脍灸诗界，每使名家击节。“也无风雨也无晴”原为东坡《定风波》中结句，作于元丰五年，时乌台诗案了结，几死而未死，被下放黄州。回首惊心，风雨如晦，前瞻来路，布云似盖。如系佳人，何以遭贬；如是贼，何以免杀。此联如赠东坡宜矣。于当代，不是佳人者，不是权贵，不是大款，不是歌星影后……；不是贼者，不再为改造对象，可免于挟起尾巴作人。耐人寻味者，资产阶级臭时，此辈头顶资产阶级屎盔，资产阶级香时，此辈则摘了资字大帽，与资产阶级脱离亲子关系，入藉纷纷下岗之无产者内。宜然知此联者，初见其人必曰“不是佳人不是贼”，相与大笑。

永沂诗中佳句佳什甚多，此处略举数例： 屈原问天我问心，生岂不哀死岂真。厄运检书为伴侣，棘途强我作诗人，诗爱旁门能啖鬼，我无左道可通神。阿Q气救心良药，屡梦乘槎拥白云《放言》 神佛满天好打油，中华自诩是神州。封来封去神千榜，却少神名号自由。《重读＜封神榜＞有悟》 居然戏假能成节，堪令吾徒眼界新。皇历重翻一页页，宫中何日不愚人。《愚人节打油》 谁复幻虚寻蚁梦，自思无意惹蜂窝。《遣怀》 日落松岗三碗酒，诗成读者半打人《生日杂咏》 永沂是位好医生，晚间仍常有电话问病者，不得安宁，难为他有如许逸兴、时间，其研究聂绀弩诗探秘索隐，每有创见，文行则大家学者，使研聂者服。与余推心相交十馀年，仪态儒雅，白衣秀士。每抽暇自番禺携酒枉过，则必先招二三好友，酣畅淋漓，忘形尔汝，月旦诗文，考论天下。余患心疾住院，永沂几每日一长途电话，垂询查问，给予遥控。其为医也，取诗道之温柔敦厚；其为诗也，取医道之济世活人。时而披发仗剑，驱狐逐鬼。余敬其人，喜其诗，然从未当面捧之为西子王嫱，十全大补。某日永沂讨序而来，曰“知兄病惫，常不忍开口，好在诗有油味，可博一粲，有利于病。”余徘徊地狱天堂门外，鬼卒相凶，睛突突焉，刃铮铮焉，余不敢前，执永沂诗而挑之，鬼则愈怒，作欲砍状，余悚然退，自思此人间诗，不足与鬼神语也。乃以平素读其诗之零碎杂感，拼装成文，中多藉他酒杯，浇我块垒，如今假话假货充斥，余以之冒充曰序，可乎?

在当代诗人中，何永沂是一个异数。一些有识之士称其诗为“点灯体”或“永沂体″，就是因为他的诗，以其卓拔的思想，融铸古今的艺术，自出机杼的创造意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予人以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的许多优秀诗篇，已不胫而走，影响越来越深远。永沂的诗，少有春郊试马，志得意满的欢愉，亦罕见花前月下，温言絮语的陶情。给读者更多是扼腕的沉痛，仰天长思。许多人爱读何永沂的诗，倒不是喜欢自找苦吃，而是寻求心灵的契合，思维的警示。在我看来，他的诗思奇崛而又出手自然，冷香内蕴山河热，恐怕是读者倾注的主要原因，当人们惊呼当代诗词的走向之时，早已有一些诗人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作出了无愧于前贤的贡献，其中便包括何永沂。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特别恩赐，我想，永沂的诗将有永恒的生命。>/p>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

诗歌须为时而作，白傅言之久矣。变风变雅，此内容变化之时也。宋词元曲，此形式变化之时也。乃至于语体白话，此受欧西诗风浸润，内容与形式皆变之时也。

吾友何君永沂，以其精微洞察之力，写机智辛辣之诗，针对时代，与白傅讽谕异曲同工，可谓为时而作。以“点灯″名集，显幽阐微，洞烛世态，此诗人立言之旨也。铸鼎象形，顽廉懦立，此诗人入世之愿也。读何君之诗，当作如是观。

《点灯集》作者自谓其诗“不伦不类、不规不矩、不温不柔、不敦不厚″，“正统派、庙堂派都看不上眼″。窃以为《点灯集》之价值，恰在于此。

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象，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象、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一个失掉自我的诗人，不成其为诗人。《点灯集》有黄仲则，有龚自珍，有聂绀弩，更有作者自己——一个昂然而立直面人生的智者。

我是“江湖一个野诗人″，未入庙堂，不属正统。酷爱聂诗、熊诗、何诗。聂、熊、何均为反温柔敦厚诗教之最力者，何尤甚。读他们的诗，可治文人的软骨證。

君诗取径广阔，今古同参，尤于当代名家之致意焉。读其诗，冷焰奇气，迫人眉宇；风雨鸡鸣，惊人好睡。尤复博采语汇，腐朽神奇；直抒胸臆，奴视风雅。或有病其放诞不醇者，不知其可贵处即坐是。温柔敦厚云云，乌足以牢笼才人也哉。

永沂先生正式出版《点灯集》，忆录以往所上笺启中的读后之语以代评：（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诗功日深，诗境日进，“不作人间第二流″，正非虚语。《自嘲》四律，郁怒排宕，如“诗随序变观桑海，邑有盲流愧杏林″，“未缘酒烈销前事，肃听宫深唱后庭″诸联，最与散宜生神似而非貌袭，佩服佩服。（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信） 拜读大作《点灯》（六——八月）选录，美不胜收。其中《大梦》二律、《主、奴才、奴隶》（六叠），皆淬然见道之音，非寻常吟咏。而《夜饮剡溪值月圆》一绝，淡墨浓情，尺幅千里，尤得风雅之正，讽诵涵茹，心胸开宽，不徒艺境高妙已也。（二零零一年九月廿一日信） 大诗《三笑》三律，曼衍鱼龙，忧深虑远，吾于笔墨外窥其用心，即以“我存我处费吟哦″品之，何如？大作熊鉴诗集代序，深入自得，而又足以阐发熊公诗心，论文难到之境也，佩服佩服。解“涌血成诗喷土墙″之“墙″，尤出人意外，顿开茅塞。（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信） 大作美不胜收，赠侯井天先生四律，尤见功力，“修道懒观儒外史，得闲来坐井中天″一联，概括侯公平生，深抉笺聂心事，巧切姓名而不伤雅，得散宜生家法，佩佩。（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永沂《点灯集》要正式出版，大喜。记得八年前我曾有诗题道：“敢在深宵大点灯，管他太守是田登。诗如紫外光犀利，穿透泉台十八层。″今觉意犹未尽，再题七律一首为贺：“何郎讽鬼又欺神，郁郁文章猛谑辛。说笑无妨三石假，言情必认十分真。点灯偏不留官面，起搏因怜缺氧人。正值儒林萧瑟日，杏林开出一枝春。″ 何大夫：……君自谓首先是大夫，其次乃诗人。弟未经君号脉，医道深浅未敢断。而作为诗人，君真一等才也，所作往往妙语如珠。而集句联一集，有庄有谐，有的令人喷饭，有的令人沉思，有看似未工而转妙者，佩极、佩极。（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 余患眼疾，持放大镜反复阅读《点灯》诗，视为一大快事。还用卡片抄下几十副诗句佳联，在手边常读常新，有的佳句，在反复玩味之馀，兴犹未尽，忽而兴来就用宣纸写出，挂在书架旁以求读得方便，抬头便见也。

宋诗论大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钟秀评：“严仪卿曰：‘诗有别才′，千古定论。″（《观我生斋诗话》卷一）何君永沂读医书，操医业，而善于诗，洵具天赋“别才″、“别趣″。

严氏下文接云：“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李东阳评：“然非读书之多，穷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麓堂诗话》）李肯定严说是。永沂业馀芸窗穷研历代名家诗词，涵泳融贯，取精用宏，造诣诗风别具一格，正證严说不诬。

严沧浪又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崔旭评：“学者识之体，悟者识之用也。‘读书破万卷′，学也；‘下笔如有神′，悟也。″（《念堂诗话》卷三）严、崔所说“入门″、“立志″、“学与悟″“体与用″，皆植根于“识″。何君之诗有自己独具之“识″，不蹈凡俗，不落言筌。又与上说合。

才学识三者萃于一身，宜乎《点灯》卓尔不群。

在岭南，像熊鉴这样的诗人还有不少。由于他们“公私交往久之，肺腑相倾，肝胆相照，蹇运近似，诗道复合″（李汝伦语），而且常有唱和，他们的诗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诗词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独特的诗派，我想大概可以名之为“岭南派″吧。熊鉴、李汝伦、朱帆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其实它至少还应该包括另外两位诗人，一位是身居武汉的，以“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而蜚声海内外的八十五岁高龄的老诗人贺苏先生；一位是以《点灯集》饮誉诗词界的中年诗人何永沂先生。（《读＜路边吟草＞》） 清梦楼主人何永沂兄近拟重订出版其大著《点灯集》，忆昔读《点灯》初本时，曾集其句得七绝一首，诗云：“一自飞霜冷小荷，尚留莺唱绕南柯。烟花散尽天如墨，起读文山正气歌。″此集句诗自觉尚浑成，当合清梦楼主人脾胃，此亦不评之评也。

诗之为道，有如佛法，以心传灯，光明不绝。何子永沂以点灯名集，其意或在斯乎！抑谓前灯已熄，何子以大精进力，见身为灯，欲度世人于渺漠暗冥之乡乎！

《点灯》诸诗，生动而过瘾，顺情直遂，口没遮拦，又能出以形象，为社会传神，为生民写照，而又有真我在，此境良不易到，佳作也。

何君点的是“无影灯″，手术台上，一切清楚了然。于苦笑热骂、长针利刃间，隐藏著医者的仁心，所以为贵。有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画人之诗，何君的是扁鹊、华佗之诗。药石有灵，触手生春，深愿如此。

何子永沂，真率之士也。术擅歧黄，性耽吟咏。所为诗词，渊源有自。悄立市桥，仲则之吟肩常拍；狂胪文献，定庵之坠绪遥承。尤可贵者，每以良医之眼观世，洞察疮痍，深明痼疾，故形诸笔墨，虽多骇俗之言，而皆率真之情也。如“随风日夕软丝长，舞态翩翩绿满塘。愧我亦曾腰几折，有何本事笑垂杨”(《垂杨》)，讽世之馀，亦反躬自问，具见仁人心肠。彼胁肩奔走，曲学阿世之徒，诵此能不愧死乎?又如“任是深山多绿意，也应无计避红尘。半生气短空馀骨，六载宵长苦待春”(《山居秋思》)，已落红尘，何来净土?纵欲追寻，亦犹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终归一梦。梦已成空，犹自苦待，其理想之执著，信念之真诚，直可感天地而泣鬼神矣。诵定庵“宫扇已遮帘已下，痴心还伫殿东头”之句，能不感极而生悲，悲极而奋起乎?际此星沉月落之时，一灯熠熠，红接混茫，照征人之前路，慰志士于长宵，岂不远胜于州官之火，旋烧旋空也耶。

永沂兄敏于事变，写作甚勤，贴近时代脉搏，弥漫社会气息，嬉笑怒骂，见诸笔墨。惟于诗律则不甚措意，大抵自成一格，深具打油韵味，琅琅上口，抵死幽默，读者当有会心焉。其实诗艺多方，而大盗不止，虽秉春秋史笔，于事何补，要识牢骚发尽，旋惹新愁。湘泉痛饮，万方多难，抒情言志，自保灵根。诗中自有一片性情天地，繁花异卉，永沂惜之，并邀共勉。有诗为赠：“久慕医生大点灯，肺炎菌毒语丁宁。人间多少荒唐事，失笑统归非典型″。